来源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**

　　近日，得肖昀博士馈赠其尊翁萧**授所著《**古代货币史》《**近代货币金融史》二书，捧读之际，恍若穿越时空隧道，与我三十年前在**人民大学求学师从周升业教授时的学术记忆欣然重逢。那时在财政金融学院聆听师长教诲，常闻萧**授之名。今展卷细品，字里行间跃动着历史的厚重与学术的温度，既见考据之严谨，亦含洞见之锋芒，更觉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　　萧**授(1925-2008堪称**货币金融史研究的拓荒者与播种机。其学术生涯始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，却在新**成立后的学科建设浪潮中，投身于**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初创伟业，与黄达等教授共同搭建起“货币流通与信用”的核心教学体系。1978年**复校后，先生以敏锐的学术嗅觉，率先开设《**货币史》《**经济思想史》两门新课，如破冰之犁，在百废待兴的学术荒原上犁出深辙。他的课堂旁征博引，将甲骨文里的“贝”、先秦的布币刀币、唐宋的交子会子，乃至近代的银元纸币，串联成一部鲜活的货币演进史，让枯燥的金融史料化作生动的时代镜像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金融学子的学术根系。

　　两书虽以“古代”“近代”分册，实则一脉相承，皆为先生学术生涯的里程碑。《**古代货币史》首版于1984年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百业待兴，学术研究亟须立足本土的理论建构。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，吸纳新**成立三十余年考古新发现，将殷墟甲骨、秦汉封泥、唐宋窖藏等出土文物与文献典籍互证，**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贝币到清末制钱的发展脉络，破解了“子母相权”“钱帛兼行”“银钱并用”等历史谜题，被胡寄窗先生赞为“我国**部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史”，为学科确立了科学的研究范式。

　　《**近代货币金融史》则聚焦1840年以降的百年变局，以白银外流为起点，串联起太平天国时期的通货**、晚清的银两银元之争、北洋政府的币制混乱、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性通胀，直至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实践。书中尤为珍贵的是收录了“广州对欧美海上贸易中的鸦片与白银”“历年上海国外汇兑表”等40余幅金融数据统计表，以量化分析破解近代金融“乱局”，填补了近代金融史研究的实证空白。2024年东方出版社将两书重装推出，不仅是对先生学术遗产的致敬，更在数字金融浪潮中为后人提供了观照历史的明镜。

　　两书的出版意义，远不止于史料的堆砌与史实的梳理，更在于构建了**货币金融史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。在古代部分，先生突破西方**主义视角，揭示了**货币“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，从称量货币到铸币，从金属货币到纸币”的独立发展路径，彰显了中华文明在货币制度创新上的**性；在近代部分，通过剖析外国银行侵略、官僚资本垄断与红色金融崛起的三元博弈，展现了**金融在民族危机中艰难转型的内在逻辑。这种立足**实际、贯通历史纵深的研究范式，为当代金融学者树立了“把论文写在**大地上”的典范。

　　一、史海拾贝：千年货币史的全景透视与独特范式

　　1.《**古代货币史》：货币形态演进中的文明密码

　　书中以“货币形态—流通制度—社会影响”为主线，勾勒出古代货币发展的三大阶段：先秦至汉的“多元共生期”，贝币、布币、刀币、圜钱因地域经济差异并行，秦半两的统一标志着“圆形方孔”货币体系的奠基；魏晋至唐的“钱帛兼行期”，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的此消彼长，折射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博弈，贞观盛世的“钱帛双本位”更成为古代货币制度弹性化的典范；宋至清的“纸币探索期”，交子的诞生早于欧洲纸币六百年，展现了宋代金融创新的勇气，而明清白银货币化则印证了**经济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早期接轨(如西班牙银元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流入。

　　先生特别注重货币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：战国布币上的地名铭文，揭示了诸侯争霸中的经济割据；唐代飞钱的出现，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崛起与金融汇兑的需求；明代一条鞭法以银计税，倒逼白银成为法定货币，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。这种“以币观史”的视角，让货币成为解读**古代经济政策、阶级关系、**关系的钥匙。

　　2.《**近代货币金融史》：转型剧痛中的金融突围

　　近代部分以“冲击—反应”为主轴，展现了**金融在殖民侵略与民族自救中的挣扎与创新：鸦片战争后，每年约500万两白银外流(1821-1840年累计外流1亿两，引发“银贵钱贱”危机，农民赋税负担加重，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经济诱因；洋务运动中，张之洞在广东开铸“龙洋”，开启**机制银元时代，却导致各省滥铸；抗战时期，国民党政府实行恶性通货**，1937-1949年法币发行量增长397倍，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，物价上涨了4万亿倍，而**党领导的根据地却通过“物资本位”(如盐、棉、粮食为准备金发行边币，成功稳定物价，展现了不同**的金融治理能力。

　　书中对金融机构的嬗变尤为关注：外国在华银行通过“拆票”“贴现”控制**金融市场；**新式银行(如1897年成立的**通商银行虽效仿西方制度，却因**结陷入困境；而山西票号、宁波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，在外国银行冲击下创造性转型，如票号开展汇兑业务支持晋商万里茶路，展现了传统金融的韧性。

　　3.治学特色：三重维度铸就学术高度

　　其一，史料实证与理论升华的统一。先生既重视殷墟甲骨、居延汉简等**手资料，又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“货币拜物教”在古代的表现，如明代商帮“藏银窖”现象背后的资本积累困境。

　　其二，微观考据与宏观视野的**。小至一枚秦简上的“钱十一当一布”记载，大至明清白银流入对**GDP的影响估算(3.3亿两白银流入，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，皆纳入研究框架。

　　其三，学术传承与创新的结合。在古代卷中纠正了“交子由民间商人**”的旧说，指出其诞生实为民间资本与官府监管合作的成果；在近代卷中**系统梳理革命根据地的“货币斗争”，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禁止法币流通、发行边币，成功抵制日伪经济掠夺，为红色金融史研究奠定基石。

　　二、以史为鉴：在历史纵深处寻找当代金融的破局之道

　　1.货币形态变革：从“有形之币”到“数字之魂”

　　古代货币形态的五次重大变革(贝币→金属铸币→纸币→银元→人民币，本质上是技术进步与经济需求的产物：宋代造纸术、印刷术的成熟催生交子，近代机器铸造技术推动银元普及，当代数字技术则孕育了数字货币。对比北宋交子发行初期“每贯铁钱交子收30文手续费，准备金率30%”，与后期因政府超额发行导致贬值的教训，启示我们：数字人民币的推广需构建“技术创新 制度约束”的双轮驱动，既要发挥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、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，更要借鉴古代“钱监”(宋代货币监管机构的经验，建立动态准备金制度与风险预警机制。

　　从更宏大的视野看，明清白银货币化过程中，**因依赖海外白银输入而受制于**银价波动(如1931年世界银价暴跌导致**白银外流，这与当代人民币**化面临的“货币主权与资本开放”平衡问题异曲同工。古代“以我为主、兼容并蓄”的货币文化(如唐代“开元通宝”影响日本、朝鲜货币体系，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场景设计提供了文化自信——我们**可以在吸收区块链技术优势的同时，坚守“央行**化管理”的**特色，避免重蹈近代“银元体系受制于列强”的覆辙。

　　2.金融机构演进：从“钱庄票号”到“数字金融生态”

　　近代金融机构的兴衰史，恰似一部“传统与现代”的共生演化录：山西票号以“身股制”“顶生意”激发员工积极性，其“汇通天下”的网络布局比西方银行早半个世纪；上海钱庄的“庄票”制度(一种由钱庄签发的信用票据，可流通转让，在19世纪末承担了埠际贸易结算职能，展现了传统金融的信用创造能力。这些本土金融智慧，为现代中小银行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灵感——或许不必盲目模仿西方投行模式，而应深耕“熟人社会”信用网络，借鉴票号“连保制度”(**需有三家以上商户联保，开发基于产业链、供应链的普惠金融产品。

　　反观外国在华银行通过“关税盐税抵押”控制**财政(1913年“善后大借款”中，列强以盐税为担保借款2500万英镑的教训，警示我们在数字金融时代必须坚守金融主权。当前部分平台企业试图构建“超主权”的金融生态，实则与近代外资银行的“治外法权”(如汇丰银行拥有在华发行纸币权有相似的风险敞口。我们应从革命根据地“边币与法币斗争”的历史中汲取经验，建立“监管沙盒”制度，既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创新，又划定“不得触碰货币发行权、不得垄断数据”的红线，构建“政府监管 市场创新”的良性互动格局。

　　3.金融实践创新：从“红色金融”到“普惠金融”

　　抗战时期，陕甘宁边区银行创造的“实物本位制”堪称金融实践创新的典范：1942年边区政府以粮食、棉花为准备金发行边币，规定1边币=1斤小米，成功将货币价值与民生必需品挂钩，使边币在日伪“联银券”和法币的双重挤压下站稳脚跟。这种“以人民为**”的金融理念，正是当代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——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，不应沉迷于“流量变现”“算法歧视”，而应回归“服务实体、惠及民生”的本质，如借鉴边区银行“农村信用合作社”经验，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农村“信用白户”，通过“生产订单抵押”“养殖保险增信”等方式，让金融活水真正浇灌到小微企业和农户田间。

　　近代金融史中，“金融安全”始终与**主权紧密相连：1935年法币改革后，英国通过汇丰银行参与法币外汇管理，美国则通过《中**银协定》控制**白银定价权，导致**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。这对当前应对**金融风险极具警示意义：在数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，我们既要积极参与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体系(如CIPS系统的建设，更要构建“金融防火墙”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，防止“数字金融霸权”对我国货币主权的侵蚀，重现革命根据地“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”的金融斗争精神。

　　4.**特色金融文化：从“货币哲学”到“文化自信”

　　两书字里行间渗透着**独特的货币哲学：西周“子母相权”理论(大钱小钱搭配流通蕴含的货币数量论思想，早于西方经济学家休谟的货币理论；《管子》“轻重九府”学说提出的**调控物价、平衡货币流通的理念，成为历代“常平仓”制度的理论基础；明代张居正“白银货币化”改革中“利出于一孔”(由政府掌控货币发行权的主张，至今仍是金融集权与分权平衡的重要参考。这些本土思想资源，为构建**特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厚滋养，形成具有**气派的金融话语体系。

　　从世界视野看，**货币史的独特性恰在于“多元一体”的包容品格：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形态各异(燕刀、齐布、楚蚁鼻钱，却在秦汉统一后形成“圆形方孔”的文化符号；近代银元体系中，“龙洋”“鹰洋”“站人洋”并存，**在民族意识觉醒中走向“袁大头”的相对统一。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历史基因，启示我们在建设**金融**时，既要吸收纽约、伦敦的成熟经验，更要凸显“金融 文化”的**特色，让金融**成为文化自信的载体。

　　掩卷长思，萧**授的这两部著作，不仅是严谨的学术专著，更是一部流动的金融文明启示录。它告诉我们：货币的演进史，本质上是人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斗争史——从贝币的以物易物到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，从钱庄的算盘计息到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，技术在变，场景在变，但金融服务于人的本质从未改变；它更提醒我们：**金融的现代化，必须扎根于自身的历史土壤——近代史上，无论是“全盘西化”的币制改革(如1933年废两改元后仍受制于**银价，还是“闭门造车”的金融封闭，都曾付出沉重代价，唯有立足国情、兼收并蓄，才能走出真正的**道路。